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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铁军:疫情之下回看农民救中国与货币去依附(一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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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20-3-19 20:11:24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3月2日晚19点,温铁军教授做客今日头条直播间,作题为《疫情之下回看农民救中国与货币去依附》的第三场直播讲座,将视野再次扩展,思考拉回上个世纪中国发生政权更迭的阶段,分析当时一系列政治经济现象中的大风大浪。


   这个课相当于倒叙,我们第一讲2月17日上来就告诉大家,随着中国疫情蔓延导致停工停产,那全球产业链受到重大阻断,导致全球化危机必然爆发。从2月17日到现在,我们第一讲提到的情况已经变为现实,不仅中国,世界上很多国家也爆发了疫情,这种情况下,全球产业链的被阻断甚至破碎恐怕很难避免,在这种情况下,随之爆发的一定是金融危机。


   自从金融资本全球化以来,金融资本早就不再依靠实体经济变化来决定股市波动了,尤其表现在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后,经济情况是每况愈下的,但美国却迎来了连续十年的股市增长。这次疫情后,全球化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国股市蒸发了几万亿美元,增长点数也跌回到2008年前后;国内情况看,过去产业资本追求要素低谷形成产业布局,当物流交通产业链断裂时,势必造成原材物料产品价格上升,很可能一段时期来,因大量货币增发带来无处投资,客观上导致一定程度通缩,加上世界各种各样的需求下降,产品价格上不去,从通货紧缩正在进入通货膨胀,从而导致实体经济会遭遇因此带来的成本压力。现在第三讲,就准备把视野再扩展下,把思考往前拉到上个世纪中国发生政权更迭的阶段上,所出现一系列经济社会现象的分析。今年是2020年,说起来是在说一百年内的事情,往上说,就能说到1920年。


内部因素导致动荡不安


   要说新中国遭遇的恶性通货膨胀危机,恐怕要从二十年代说起。每个人说到民国经济时,都会说到民国有个黄金十年,就是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。当北伐节节胜利、打过长江、打到长江沿岸时,正好是1921年,由于当时蒋介石政权全面反共清共,以各种手段在名义上完成了政令军令统一,但实际上还是各地方自行其是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国很快进入到了从清末以来一直追求的工业化、城市化趋势中,所以二三十年代被认为是黄金十年,在民国史上是客观过程。那个年代平均增长速度很高,接近9,我们到最近二十年,特别是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,我们的增长速度大约在9.6左右。


   只要加快工业化城市化,一方面会出现资本集中,主要集中在城市,另一方面会出现风险集中,受资本运动规律的影响。民国追求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过程中,同时积累着风险,什么时候爆发呢?取决于民国当年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经济的情况。事实上,这种危机从两次鸦片战争就开始了,中国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,到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,从沿海到内地几乎所有重要城市的重要口岸都开放了,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控制已经如入无人之境了。当然很多情况当时还看不明白,比如1840年鸦片战争的本源,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是处于贸易顺差的第一大国,尽管当时帝国主义列强开始殖民化全球化,但对中国仍然是贸易逆差,其中像英国发动鸦片战争,只有用鸦片贸易,才有可能改变英国的贸易逆差。之所以有两次战争,是因为第一次鸦片战争打服了上层,中国社会的精英群体接受了鸦片,但消费量不够;第二次鸦片战争,中国内陆地区全部鸦片通商,贩夫走卒军队士兵都开始吸食鸦片,意味着下层也鸦片化了。尤其是西南西北地区,中国的鸦片带形成时,就把有限耕地转变种可以产生利润的鸦片生产,于是这些地方就发生了粮荒,这一带往往是社会动乱最严重的地方。鸦片贸易的结果,是中国从1860-1870年前后开始出现贸易逆差并出现财政赤字,逆差赤字叠加最终导致清末政府无论怎样改制,都会是债务缠身、最终走向破产,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


   进入民国,这个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,民国工业化很大程度上是西方输入中国的产品占据主导地位,当市场开始形成,什么东西都要加个“洋”字,洋火、洋面、洋火……,加个“洋”字,说明中国很大程度上自身生产能力不足,只能大量进口,导致一般消费品都是西方的输入品。这种情况下,恰恰形成市场空间,只要发展民族工业,在本地可以节约很多运输成本,从这个角度来看,二三十年代民族工业从轻工业入手兴起,是个很快的过程。但是问题在哪儿?在于任何工业化都是资本增密的过程,资本增密就必须资本积累,那资本从哪儿来呢?很多工商业经营者原来是地主,他们是地主兼工商业,或者叫做“在外地主”。“在村地主”以前在村里,多多少少还要与村庄保持关系,灾年减租、租户困难时给救济等,平时村里还有义仓,丰年时,东家也就是地主和村里精英还得存点粮食到义仓以备灾年,村庄内部不那么冲突。


   一旦地主变成“在外地主”,他的钱就得用到城市买卖,比如染坊、磨坊、油坊、企业、加工等,就要求现金流。怎么办呢?过去收租时是下打租,根据实际收成决定东家和佃户的分配,同时也可以缴纳实物租,所以很多是可以商议的。这种情况下,地主承担的是成规模的农业集中剩余向城市做流通主体的职能,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剥削者,客观看还是有在村庄的功能。因为集中地租没有交易费用,租值没有被耗散,是集中的,因此农业向城市做贡献帮助城市工业形成积累的交易比较平滑;但当地主自己从事工商业需要用现金时,就必须上打租,啥都没种时先交租,农民啥也没种就得先交租。这下麻烦了,借高利贷进入乡村,没收成之前先得借高利贷去交租,一旦金融介入,剥夺率就是高于地租多少倍了;同时,农村开始使用工业品,工商业资本也下乡了,这个过程是农村因“金融资本+工商业资本”纷纷下乡,导致小农破产,乡村社会衰败。因此,以前从村内地主的实物交易变成在外地主的货币交易,租佃机制改变导致很严重的农村衰败局面,于是二三十年代开始农民革命、农民运动。当时农民分地是一方面,更主要希望到城里打下来,去分店铺。这个在农民革命中,始终是延续的。


   二三十年代,一方面城市工商业迅速发展,另一方面,社会动荡加剧。国民政府需要扫平各方,财政越来越多向军事开支倾斜,每个地方势力背后都有国外帝国主义列强支持,真正完成大一统局面是困难的,直到最后也没完成。只不过二战,美国一家独大了,美国援助蒋介石,有了军令、政令、财令相对统一的体系。所以,二十三十年代虽然是黄金时代,但同时也导致农村衰败、地方分割。假如我们现在讲的是民国自身,在工业化城市化高速发展过程中本身派生了内在机制性改变,导致农村衰败、小农破产、革命形成,接近着我们看外部问题,西方在1929年-1933年生产过剩大危机影响下,开始出现了代价向外转移的情况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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